《前車可鑒》是當代基督教卓越的思想家、有知識分子宣教士之稱的法蘭西斯•薛華博士的巨著。他深入神學、哲學、曆史、社會學、藝術等各個領域，向讀者展示了一幅曆史畫卷：基督教的興起、古羅馬的敗亡、中世紀教會的變質、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現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及特質，並從聖經真理的角度對其進行客觀分析和評價。勾勒出一個人本之人文主義興起並不斷向神本挑戰對決，然後出現各種各樣妥協思潮的過程。薛華特別從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描述分析了從文藝複興全盛時期、啓蒙運動時代人的意氣風發到現代人的悲觀絕望，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乃在于身為造物的人竟企圖僭越造物主的位置——這惡中最大的惡，並呼籲唯有接受上帝的啓示，依照聖經真理而活，人類才有希望。
此書的英文原名為“How Should We Then Live？”，取自舊約以西結書33章10-11節：“人子啊，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你們常說：我們的過犯罪惡在我們身上，我們必因此消滅，（我們）怎能存活呢（how should we then live）？’你對他們說：‘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悅惡人死亡，唯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們轉回，轉回吧！離開惡道，何必死亡呢？’”此書名有中譯為“我們該如何生活”，似乎遠不能反映出作者所關切問題的緊迫和嚴重。薛華探討的議題是關乎生命的，絕不止于生活的層面。
在書中，薛華不僅針對當時代的特征和西方思想文化甚或整個人類社會面臨的困境提供了意見，向現代主義同時也向後現代主義發出基督信仰的警語，亦對當時福音派教會和基督徒的生命所存有的一些問題給出了自己的看法，三十多年後這些提醒對教會和基督徒而言仍不無助益。
薛華認為，教會和基督徒個人應該作暮鼓晨鍾，就社會不公及罪惡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今天我們覺得遺憾的，是基督徒應該說話的時候，往往保持緘默。在種族歧視和沒有愛心運用財富的問題上，基督徒三緘其口，這就與他們的身份不符了。”（ 《前車可鑒》，122頁）他提到曆史上一些偉大的人物，如沙甫慈布利（Shaftesbury）、威伯福斯（Wilberforce）、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他們曾毫不忌諱地指斥邪惡和不義。沙甫慈布利曾努力不懈地防止礦廠和工廠的女工及童工被剝削；約翰•衛斯理斬釘截鐵地反對奴隸制度；威伯福斯與其克拉朋聯盟的弟兄們更是一生致力于廢除英國的奴隸制度。他們在抨擊反對這些社會不公和罪惡時，無不遭遇來自社會各方的壓力甚至敵對，但他們卻矢志不移，只因他們認定，警戒、反對有悖上帝真理的罪惡是上帝對他們的召命。在今天，“沒有愛心運用財富”的種種行為似乎已然不關涉任何的不義，甚至成為時尚、高品質生活的標志為人羨慕和追求；種族歧視和奴隸制度好象已經成為曆史，卻剛有“人販子、現代包身工、黑磚窯”赫然被曝光；性革命、同性戀合法化的浪潮滾滾而來，知名女學者李銀河已著手向人大提交《中國同性婚姻提案》，中國第一個公開承認自己同性戀身份的名人、北京電影學院教師崔子恩被稱亦是虔誠的基督徒......面對此等種種，我們中國的教會、基督徒似乎也是沈默的。而這種沈默不啻是在印證一種相當普遍的觀點：那些關乎基督教倫理道德的教訓、言論只適于用來在教會和基督徒的圈子中傳布，不能用基督教的價值觀衡量非基督徒。現今的中國亦是人本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價值觀大行其道。人本主義者不下是非的判斷，“他們認為萬有中的‘終極實在’——就是非人格的宇宙——是中性的，無所謂是非、對錯、善惡，是完全緘默的。”（ 《前車可鑒》，122頁）相對主義者則認為，世界上根本沒有普遍真理，這個世界沒有任何內在特征，只有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普遍有效的道德原理也是不存在的，所有道德原理的有效性都取決于不同的文化或個人的選擇。（《世界觀的曆史》，290頁）他們均不承認有“絕對”，薛華說：“我們這一代有一個古怪的標記——唯一的絕對就是絕對地強調沒有絕對。”（ 《前車可鑒》，213頁）因此，“個人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往往武斷而又反複無常。”“如果在人的思想背後沒有絕對，那麽，我們便無從判斷個人之間和群體之間在道德問題上的爭論了，公有公理，婆有婆理，結果便會無止境地爭論和分歧下去。”（ 《前車可鑒》，138頁）但是，根據聖經，“絕對”是存在的，我們可以評斷某些事情是對的，某些事情是錯的。薛華認為，“教會應該勇敢、清楚地就這些問題發表意見，因為這是聖經的吩咐”。（ 《前車可鑒》，110頁）守望的人見刀劍臨到，要吹角，警戒衆民。“倘若守望的人見刀劍臨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劍來殺了他們中間的一個人，他雖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守望的人討他喪命的罪”（以西結書33:6）。
其次，在薛華看來，基督徒的信仰應該是一種整全的世界觀。《前車可鑒》一書就是對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世界觀的表述。很多人以為，基督教是和物質世界與公共生活無關的一個領域當中的一種“個人信仰”，它負責在人脆弱的時候安慰人，其他的事情還是其他的事情。很多信徒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正如諾格爾在《世界觀的曆史》一書中所言，他們只從教會、聖經、教義、事工、靈性、宗教，或上帝的角度來理解信仰，卻沒有把它理解為一種全面的、包羅萬象的、整體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基督教信仰本為一片汪洋，卻在許多信徒心目中被縮小為一只魚缸。因此許多信徒的生命也呈現一種“分裂”的狀態，如在教會內和教會外完全是兩種面貌。薛華認為，人人對事物都有一套先存的觀念，也就是說，任何人都有一種世界觀，雖然人自己未必能察覺得到。人的世界觀是他的價值的根據，于是，也就成為他作決定的根據，“人心裏怎樣思量，他為人就是怎樣”（箴言23:7）。（ 《前車可鑒》，15頁）薛華使人們認識到，從世界觀的角度理解基督教及其對立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基督教不僅告訴人們如何才能獲得寬恕，它還是一種整全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基督徒必須認識到，他們的信仰包含關于人生世事的重要哲理。（《世界觀的曆史》，32頁）許多信徒生命表現出“分裂”性，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世界觀沒有完全地轉變。古今中外，人無不處于各種壓力之下，基督徒亦不例外。薛華說，面對壓力，不同的世界觀能發出不同的承受力。初代教會的基督徒之能抵抗不同的宗教混合和不受羅馬文化種種壞方面的影響，就說明了基督教世界觀的力量。而這種力量來自于其根基——一位無限的、有位格的神，以及他的道。在此基礎上，基督徒可建立一個普遍而絕對的價值體系，也就是基督教世界觀，作為其生活以及判斷自身所處社會和政治環境的根據；他們可以懂得無神之人無法找到的宇宙和人類的知識，也找到個人獨特的尊嚴和價值的真正根據。（ 《前車可鑒》，18頁）基督徒當如何應對當代世俗主義社會、文化以及政治的種種壓力和難題呢？薛華呼籲，基督教世界觀是唯一可以信賴的能夠使人們擺脫世俗生活困境的選擇。
